日期: 2018-10-29 10:10:55 来源: 傅雷谈艺录(修订本) 浏览次数:0

我想谈谈傅聪的成长,他的学习经过可能对一般青年有所启发。当然,我的教育方法是有缺点的;今日的傅聪,从整个发展来看也跟完美二字差得很远。但优点也好,缺点也好,都可供人借镜。现在先谈谈我对教育的几个基本观念:

 

第一,把人格教育看做主要,把知识与技术的传授看做次要。童年时代与少年时代的教育重点,应当在伦理与道德方面,不能允许任何一桩生活琐事违反理性和最广义的做人之道;一切都以明辨是非,坚持真理、拥护正义,爱憎分明,守公德,守纪律,诚实不欺,质朴无华,勤劳耐苦为原则。

 

第二,把艺术教育只当做全面教育的一部分。让孩子学艺术,并不一定要他成为艺术家。尽管傅聪很早学钢琴,我却始终准备他更弦易辙,按照发展情况而随时改行的。

 

第三,即以音乐教育而论,也决不能仅仅培养音乐一门,正如学画的不能单注意绘画,学雕塑学戏剧的,不能只注意雕塑与戏剧一样,需要以全面的文学艺术修养为基础。

 

以上几项原则可用具体事例来说明。

 

傅聪三岁至四岁之间,站在小凳上,头刚好伸到和我的书桌一样高的时候,就爱听古典音乐。只要收音机或唱机上放送西洋乐曲,不论是声乐是器乐,也不论是哪一乐派的作品,他都安安静静的听着,时间久了也不会吵闹或是打瞌睡。我看了心里想:“不管他将来学哪一科,能有一个艺术园地耕种,他一辈子受用不尽。”我是存了这种心,才在他七岁半,进小学四年级的秋天,让他开始学钢琴的。

 

过了一年多,由于孩子学习进度快速,不能不减轻他的负担,我便把他从小学撤回。这并非说我那时已决定他专学音乐,只是认为小学的课程和钢琴学习可能在家里结合得更好。傅聪到十四岁为止,花在文史和别的学科上的时间,比花在琴上的为多。英文、数学的代数、几何等等,另外请了教师。本国语文的教学主要由我自己掌握:从孔、孟、先秦诸子、国策、左传、晏子春秋、史记、汉书、世说新语等等上选材料,以富有伦理观念与哲学气息、兼有趣味性的故事、寓言、史实为主,以古典诗歌与纯文艺的散文为辅。用意是要把语文知识、道德观念和文艺熏陶结合在一起。我还记得着重向他指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专制政府的荒谬,也强调“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一类的民主思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那种有关操守的教训,以及“吾日三省吾身”,“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三人行,必有吾师”等等的生活作风。教学方法是从来不直接讲解,是叫孩子事前准备,自己先讲;不了解的文义,只用旁敲侧击的言语指引他,让他自己找出正确的答案来;误解的地方也不直接改正,而是向他发许多问题,使他自动发觉他的矛盾。目的是培养孩子的思考能力与基本逻辑。不过这方法也是有条件的,在悟性较差,智力发达较迟的孩子身上就行不通。

 

九岁半,傅聪跟了前上海交响乐队的创办人兼指挥,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先生,他是十九世纪大钢琴家李斯特的再传弟子。傅聪在国内所受的唯一严格的钢琴训练,就是在梅百器先生门下的三年。

 

一九四六年八月,梅百器故世。傅聪换了几个教师,没有遇到合适的;教师们也觉得他是个问题儿童。同时也很不用功,而喜爱音乐的热情并未稍减。从他开始学琴起,每次因为他练琴不努力而我锁上琴,叫他不必再学的时候,每次他都对着琴哭得很伤心。一九四八年,他正课不交卷,私下却乱弹高深的作品,以致杨嘉仁先生也觉得无法教下去了;我便要他改受正规教育,让他以同等学力考入高中(大同)附中。我一向有个成见,认为一个不上不下的空头艺术家最要不得,还不如安分守己学一门实科,对社会多少还能有贡献。不久我们全家去昆明,孩子进了昆明的粤秀中学。一九五〇年秋,他又自作主张,以同等学力考入云南大学外文系一年级。这期间,他的钢琴学习完全停顿,只偶尔为当地的合唱队担任伴奏。

 

可是他学音乐的念头并没放弃,昆明的青年朋友们也觉得他长此蹉跎太可惜,劝他回家。一九五一年初夏他便离开云大,只身回上海(我们是四九年先回的),跟苏联籍的女钢琴家勃隆斯丹夫人学了一年。那时(傅聪十七岁)我才肯定傅聪可以专攻音乐;因为他能刻苦用功,在琴上每天工作七八小时,就是酷暑天气,衣裤尽湿,也不稍休;而他对音乐的理解也显出有独到之处。除了琴,那个时期他还另跟老师念英国文学,自己阅读不少政治理论的书籍。五二年夏,勃隆斯丹夫人去加拿大。从此到五四年八月,傅聪又没有钢琴老师了。

 

五三年夏天,政府给了他一个难得的机会:经过选拔,派他到罗马尼亚去参加“第四届国际青年与学生和平友好联欢节”的钢琴比赛;接着又随我们的艺术代表团去民主德国与波兰做访问演出。他表演的萧邦受到波兰专家们的重视;波兰政府并向我们政府正式提出,邀请傅聪参加一九五五年二月至三月举行的“第五届萧邦国际钢琴比赛”。五四年八月,傅聪由政府正式派往波兰,由波兰的老教授杰维茨基亲自指导,准备比赛节目。比赛终了,政府为了进一步培养他,让他继续留在波兰学习。

 

在艺术成长的重要关头,遇到全国解放,政府重视文艺,大力培养人才的伟大时代,不能不说是傅聪莫大的幸运;波兰政府与音乐界热情的帮助,更是促成傅聪走上艺术大道的重要因素。但像他过去那样不规则的、时断时续的学习经过,在国外音乐青年中是少有的。

 

萧邦比赛大会的总节目上,印有来自世界各国的七十四名选手的音乐资历,其中就以傅聪的资历最贫弱,竟是独一无二的贫弱。这也不足为奇,西洋音乐传入中国为时不过半世纪,师资的缺乏是我们的音乐学生普遍的苦闷。

 

在这种客观条件之下,傅聪经过不少挫折而还能有些少成绩,在初次去波兰时得到国外音乐界的赞许,据我分析,是由于下列几点:

 

(一)他对音乐的热爱和对艺术的严肃态度,不但始终如一,还随着年龄而俱长,从而加强了他的学习意志,不断的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无论到哪儿,他一看到琴就坐下来,一听到音乐就把什么都忘了。

 

(二)一九五一、五二两年正是他的艺术心灵开始成熟的时期,而正好他又下了很大的苦功:睡在床上往往还在推敲乐曲的章节句读,斟酌表达的方式,或是背乐谱,有时竟会废寝忘食。手指弹痛了,指尖上包着橡皮膏再弹。五四年冬,波兰女钢琴家斯曼齐安卡到上海,告诉我傅聪常常十个手指都包了橡皮膏登台。

 

(三)自幼培养的独立思考与注重逻辑的习惯,终于起了作用,使他后来虽无良师指导,也能够很有自信的单独摸索,而居然不曾误入歧途——这一点直到他在罗马尼亚比赛有了成绩,我才得到证实,放了心。

 

(四)他在十二三岁以前所接触和欣赏的音乐,已不限于钢琴乐曲,而是包括多种不同的体裁不同的风格,所以他的音乐视野比较宽广。

 

(五)他不用大人怎样鼓励,从小就喜欢诗歌、小说、戏剧、绘画,对一切美的事物美的风景都有强烈的感受,使他对音乐能从整个艺术的意境,而不限于音乐的意境去体会,补偿了我们音乐传统的不足。不用说,他感情的成熟比一般青年早得多;我素来主张艺术家的理智必须与感情平衡,对傅聪尤其注意这一点,所以在他十四岁以前只给他念田园诗、叙事诗与不太伤感的抒情诗;但他私下偷看了我的藏书,不到十五岁已经醉心于浪漫底克文艺,把南唐后主的词偷偷的背给他弟弟听了。

 

(六)我来往的朋友包括多种职业,医生、律师、工程师、科学家、音乐家、画家、作家、记者都有,谈的题目非常广泛;偏偏孩子从七八岁起专爱躲在客厅门后窃听大人谈话,挥之不去,去而复来,无形中表现出他多方面的好奇心,而平日的所见所闻也加强了和扩大了他的好奇心。家庭中的艺术气氛,关切社会上大小问题的习惯,孩子在长年累月的浸淫之下,在成长的过程中不能说没有影响。我们解放前对蒋介石政权的愤恨,朋友们热烈的政治讨论,孩子也不知不觉的感染了。十四岁那年,他因为顽劣生事而与我大起冲突的时候,居然想私自到苏北去参加革命。

 

远在一九五二年,傅聪演奏俄国斯克里亚宾的作品,深受他的老师勃隆斯丹夫人的称赏,她觉得要了解这样一位纯粹斯拉夫灵魂的作家,不是老师所能教授,而要靠学者自己心领神会的。五三年他在罗马尼亚演奏斯克里亚宾作品,苏联的青年钢琴选手们都为之感动得下泪。未参加萧邦比赛以前,他弹的萧邦已被波兰的教授们认为“富有萧邦的灵魂”,甚至说他是“一个中国籍贯的波兰人”。比赛期间,评判员中巴西的女钢琴家,七十高龄的塔里番洛夫人对傅聪说:“富有很大的才具,真正的音乐才具。除了非常敏感以外,你还有热烈的、慷慨激昂的气质,悲壮的感情,异乎寻常的精致,微妙的色觉,还有最难得的一点,就是少有的细腻与高雅的意境,特别像在你的《玛祖卡》中表现的。我历任第二、三、四届的评判员,从未听见这样天才式的《玛祖卡》。这是有历史意义的:一个中国人创造了真正《玛祖卡》的表达风格。”英国的评判员路易士·坎特讷对他自己的学生们说:“傅聪的《玛祖卡》真是奇妙,在我简直是一个梦,不能相信真有其事。我无法想象那么多的层次,那么典雅,又有那么多的节奏,典型的波兰玛祖卡节奏。”意大利评判员,钢琴家阿高斯蒂教授对傅聪说:“只有古老的文明才能给你那么多难得的天赋,萧邦的意境很像中国艺术的意境。”

 

这位意大利教授的评语,无意中解答了大家心中的一个谜。因为傅聪在萧邦比赛前后,在国外引起了一个普遍的问题:一个中国青年怎么能理解西洋音乐如此深切,尤其是在音乐家中风格极难掌握的萧邦?我和意大利教授一样,认为傅聪这方面的成就大半得力于他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认识与体会。只有真正了解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精神,具备自己的民族灵魂,才能彻底了解别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渗透他们的灵魂。

 

五六年三月间南斯拉夫的报刊《政治》(Politika)以《钢琴诗人》为题,评论傅聪在南国京城演奏莫扎特和萧邦两支钢琴协奏曲时,也说:“很久以来,我们没有听到变化这样多的触键,使钢琴能显出最微妙的层次的音质。在傅聪的思想与实践中间,在他对于音乐的深刻的理解中间,有一股灵感,达到了纯粹的诗的境界。傅聪的演奏艺术,是从中国艺术传统的高度明确性脱胎出来的。他在琴上表达的诗意,不就是中国古诗的特殊面目之一吗?他镂刻细节的手腕,不是使我们想起中国册页上的画吗?”的确,中国艺术最大的特色,从诗歌到绘画到戏剧,都讲究乐而不淫,哀而不怨,雍容有度,讲究典雅,自然;反对装腔作势和过火的恶趣,反对无目的的炫耀技巧。而这些也是世界一切高级艺术共同的准则。

 

但是正如我在傅聪十七岁以前不敢肯定他能专攻音乐一样,现在我也不敢说他将来究竟有多大发展。一个艺术家的路程能走得多远,除了苦修苦练以外,还得看他的天赋;这潜在力的多、少、大、小,谁也无法预言,只有在他不断发掘的过程中慢慢的看出来。傅聪的艺术生涯才不过开端,他知道自己在无穷无尽的艺术天地中只跨了第一步,很小的第一步;不但目前他对他的演奏难得有满意的时候,将来也远远不会对自己完全满意,这是他亲口说的。

 

我在本文开始时已经说过,我的教育不是没有缺点的,尤其所用的方式过于严厉,过于偏急;因为我强调工作纪律与生活纪律,傅聪的童年时代与少年时代,远不如一般青少年的轻松快乐,无忧无虑。虽然如此,傅聪目前的生活方式仍不免散漫。他的这点缺陷,当然还有不少别的,都证明我的教育并没完全成功。可是有一个基本原则,我始终觉得并不错误,就是:做人第一,其次才是做艺术家,再其次才是做音乐家,最后才是做钢琴家(我说“做人”是广义的:私德、公德,都包括在内;主要对集体负责,对国家、对人民负责)。或许这个原则对旁的学科的青年也能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