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 2020-09-15 02:48:55 来源: 本站 浏览次数:0

最近,《新华字典》增添100多个新词的新闻引发热议,对于字典这样的大部头工具书来说,每个字词的修改都需再三斟酌,而字典的编撰几乎是“世界上最漫长、最寂寞、最耗费心血和精力的工作之一” 。


今天这个故事,就是关于一个编词典的老人,一个“意志力强到像开挂一样”的老人。他用36年才完成的这件事,值得你花十几分钟认真看完。


“这是国家给我的任务,我来交稿。”


当年近八旬的老教授车洪才在时隔三十多年后,再次走进商务印书馆,已经没什么人知道国家还曾组织编写过一本《普什图语汉语词典》。没有经费、没有合同,只有口头协议,1978年,接下这个任务的车洪才自己也没想到,这一写就是36年。


36年间,他教过书,做过电台,管过函授、干过外交,而这项伴随时代变化、早已被人们淡忘的“国家使命”却始终是他心头的一块重石。十几万张词语卡片,5万个词条,70多岁的老人逐一编写录入电脑,为此,他既得过白内障,也曾眼角膜脱落。


2014年,这本多达两百多万字的词典终于印刷出版。虽然每千字的稿费只有80元,但在车老看来,这本字典的价值与钱无关。


时隔36年的出版


2012年4月的一个早晨,年近80岁的车洪才独身一人乘坐公交,从中国传媒大学的家中出发,经两次换乘,来到位于北京王府井的商务印书馆。


他上一次来这里,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时,他是来领编写《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任务的。而这一次,他是带着完成的任务,来交稿的。


他并不知道自己该去找谁,编辑室里只有一位小姑娘,车洪才说明来意,说自己来出一本词典。小姑娘开始并没有在意,随口问了句出什么词典。车洪才说,普什图语的,阿富汗的词典。


普什图语是阿富汗的官方语言,主要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北部使用,建国以来学习这种语言的不到100人,目前长期使用的也就30多人,集中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华社、边防和海关等。


小姑娘可能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语言,仍然坐着没动,问了句,有多少字?车洪才说,200多万字。


小姑娘立刻站了起来,说:“您坐,我找我们主任去。”


外语辞书编辑室主任张文英接待了车洪才,她对车洪才所说的几十年前的“任务”并不清楚,但在看过车洪才带来的各种资料——词典的体例、词典的编写过程、编好的词典样章、以及车洪才和另一位合编人张敏的简历——后,张文英当即表示:“车老师,这本词典我个人意见我们接了,但我个人说了不算,开会决定之后我们再通知您。”


车洪才走后,商务印书馆有关人员在档案室里花了很长时间,终于找到一份由国务院发布的、标题为“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的红头文件,标注的时间是1975年。


1975年,为了增加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影响力,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辞书工作会议决定,准备花十年时间出版160种中外语文词典,其中就包含《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之后,承办方商务印书馆把任务交给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几经变化,又交给了借调到电台普什图语组的车洪才等人。那时候,是1978年。


从那时开始,车洪才的一生都和这本词典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词典真正出版是在2014年,距离车洪才接手这个任务,已经过去了整整了36年。这36年里发生了太多人事变迁,这本词典也渐渐被遗忘,只有车洪才,始终记得这项国家派给他的“任务”,并称之为“终生之宿愿”。


那么,在这36年里,车洪才和这本词典,都经历了怎样的故事?


漫长而没有尽头的工作


1978年接到任务后,车洪才认为“这是个非常光荣的事,这是国家给我的任务,我出国所学的就是为了这一天”。


车洪才很快在北京广播学院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开始了最初的编撰工作。同时参与编写的还包括他的助手——从河北文化馆抽调来的、他以前的学生宋强民,他们两人完全脱产编字典。老同学张敏则利用在国际台普什图语组工作的便利时常帮忙。


对车洪才来说,那时候的他们“有一股冲劲,想要把这个事做好”,并且乐观地认为词典会在“两三年之内”完成。然而,现实情况远没有这么简单。


编字典没有任何的经费,车洪才也从来没觉得应该有经费,因为在他看来,他已经领了工资,而编字典是“工作的一部分”“组织的任务”。但编字典毕竟是要花钱的,当时编字典用的是卡片,买不起怎么办?助手宋强民找到了一家印刷厂,免费要来一些做封面裁剩的“下脚料”,请他们做成大小一致的词条卡。


但这项工作最考验人的还是繁琐和枯燥。车洪才和宋强民长时间地闷在办公室里,只能听见铅笔“沙沙”写字的声音。因为过度聚精会神,眼睛会很疼,“像针扎一样”。碰到生僻的词汇,有时候一上午也编不出几个,“定不了,查不到。”


车洪才觉得自己就像是电影《李时珍》里的人物,在经历一个漫长而没有尽头的采药工作,“编词典的时候看着外面的楼一天天上去,我就在想我们这速度怎么上不来?”


车洪才的夫人学平女士去办公室,常常发现俩人默不作声地一个译单词,一个抄卡片,满屋子纸片堆得都快把人埋起来了。她从不敢打扰他们,因为有一次她拍了一下车洪才的肩膀,结果他像触了电一样抖了几下,“太专注了”。

被推着走的人生


1982年,车洪才和助手宋强民用四年时间整理出十万张卡片,完成了这本词典的70%,他们把卡片放在木制的卡片箱里,足足装了30多箱。


在这几年里,出版社变动巨大,再加上随即而来的工作调动,编写字典这件事就渐渐没了联系,出版社也忘了这回事。


他先是被学院安排“为新设的专业做全国调研”,理由是“总该为院里做点事了吧”。调研回来已经是1984年的春节,他心想:“这回该让我编字典了吧。”结果他又被校方安排搞函授,这一搞,就是五年。


而后的人生,依然没有给车洪才静下来继续编写词典的机会:在他52岁那年,外交部向广播学院请求借调懂普什图语的车洪才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车洪才在那里一干又是三年多。


到了第四年,阿富汗突然内乱,局势异常紧张。中国使馆急需懂普什图语的工作人员参与协调,车洪才和妻子被直接从巴基斯坦调到了战火纷飞的阿富汗。


车洪才满心希望给词典搜集资料,但没几个月,阿富汗内战加剧,中国大使馆人员全部撤离。车洪才因为精通普什图语,被要求留馆观察坚守,直到第二年七月才最后一个离开。


在外人看来,这时候的车洪才已经转变工作成为外交官了,编字典的事也没人再提,正是丢掉这项枯燥任务的好机会。然而,对车洪才来说,调去外交部当外交官只是“临时的工作”“我从来没有想过把我的关系转到外交部”,他心心念念的仍然是“把我这一辈子要完成的这本词典完成”。


任人生怎样变动,车洪才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和“诺言”。


被遗忘的词典


回国之后,已经没有多少人还记得有一本《普什图语汉语词典》需要编写了。学院里的领导都已经更换了一批,没有人听他的汇报,商务印书馆也早已不再过问此事。在一般人看来,那些写满奇怪字符的的卡片,甚至和废纸无异。


曾有一次,外语系办公室搞装修,他锁在柜子里那些像宝贝一样的卡片被当成垃圾一样给清了出去,有的被丢在地上,有的被扔出窗外,下过雨的草地把纸条都沾湿了。车洪才当时感觉“一下就蒙了”,他心痛地呵斥那两个工人:“这是我的辛勤劳动,我好几年才搞这点东西,你们这样毁东西,是犯罪啊懂不懂!”


这次事故,让卡片少了一百几十张。而后,车洪才每周花两个半天,在家里补那些卡片,卡片并不好补,要一个个查原稿,直到现在,他还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补齐了”。


后来,学院的普什图语专业停止招生,车洪才感觉无用武之地,守着那些卡片寂寞退休。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9·11”事件前后,世界形势急速变化,中阿两国交往更加频繁,普什图语的需求更大,北京广播学院也恢复了对非通用语专业的招生,车洪才被请回去教授普什图语。


他偶尔会在课堂上提到那本没编完的词典,还有锁在箱子里的卡片,但因为忙于培养学生,编写字典的工作再次被搁置,“这批学生不培养不行,国际台那时候断档了。”


2008年,教了8年普什图语之后,车洪才终于把精力转到只有他自己还记得的那项“国家任务”上来,他叫上原来的大学同学、一起编过词典的张敏,作为共同的主编来完成这部词典。


外界并没有人要车洪才“捡”起这项任务,实际上,这项任务已经基本上被遗忘了,然而车洪才觉得不“捡”起来对不起自己,“我那么多工作都做到了,而且我一直在挂念这个东西,现在要我轻易放弃,不可能的。”


然而,此时的出版业已经不同于几十年前,72岁的他勇敢地向自己挑战,他要把那些写在卡片上的内容输入电脑里。他的夫人说起他学习的状况,直言“很烦恼很烦恼,很揪心”,因为不熟悉电脑操作,车洪才常常看着字符在电脑屏幕上“砰砰砰”来回蹦来蹦去,乱七八糟的符号就出来了。


那段时间,在美国的儿子车然常常半夜接到车洪才的求助电话,多是关于电脑的,怎么查找、恢复文件等。车洪才笑称:“因为学电脑,不知道受了他多少气。”


由于用眼过度,车洪才三年内,两次视网膜脱落,幸而救治及时才得以恢复。但每次做完手术没几天,他就又迫不及待坐到电脑前。就这样,经过漫长的摸索,用坏了三台电脑,70多岁的车洪才成了普什图语录入的专家。


到了2012年初,词典全部的初稿已经基本完成,车洪才觉得,悬了30多年的心终于落地了。


然后,才是文章开头,他带着一沓资料走进商务印书馆的一幕。

值吗?


根据签订的合同,车洪才编写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稿酬是80元/千字,按照250万字的体量来算,车洪才和另一位主编张敏总共可以获得20万元的稿酬。


36年,一部词典,20万元,值吗?


被问及这个问题,车洪才坚定地说:“我从来没有拿稿酬来衡量这部词典的价值,我心里有底,我编的东西的分量我知道。” 


车老在采访中分享过这样一段话,也许能很好地诠释他所坚持的这件事:


原来出版社有一个老前辈叫陈原,他有一句话:编写词典的工作不是人干的事。但他还有一句话:但是它是圣人干的事。我说咱们圣人到不了,但是能够专心去干。


2015年初,车洪才入选“2014年度感动中国候选人物”。何以感动?


感动于老一代知识分子对服务国家的坚毅纯粹,对个人理想和专业的朴素初心,以及对编词典这样一件“圣人干的事”长达36年的寂寞坚守。


也许车老先生说得对,他不是“圣人”,也不是“神人”,他只是一个有始有终、不忘初心“守诺人”。

世间大义无穷期。致敬车老,致敬无数像车老一样的人。